國家儲備糧源減少,糧食調控能力減弱
來源: 網絡 類別:行業資訊 更新時間:2011-08-09 閱讀次
【本資訊由中國糧油儀器網提供】2011年下半年首月,大街小巷食品價簽的堅挺告訴消費者,助推CPI上行的主力——食品價格仍然漲勢不減。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不久前曾對未來中國通脹形勢做出“四九”預估,即4%的通脹水平對應9%的經濟增速。但現在看,很可能“十二五”進入“五九”模式,即5%左右的通脹水平對應9%左右的經濟增速。其背后是成本推動型下的中國通脹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在年中時前往江蘇淮安、安徽滁州和湖北荊州等糧食主產地進行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2011年夏糧總產量持平略減,但是受到成本上升、供需不平衡、國家調控能力減弱等多重因素影響,今年下半年,糧食價格后市看漲,很可能將為未來數月中國CPI的上行提供支撐。
記者調查發現,由糧食價格推動物價上漲,可能成為長期趨勢。糧食價格進入了上漲周期,主要推動因素來源于種糧成本的快速提高。
業內人士指出,宏觀調控政策應順應糧價上升的必然趨勢,保護農業比較利益,促進農民的種糧收益。
同時通貨膨脹根源來自于流動性泛濫,糧價上漲與整體性通貨膨脹沒有直接聯系。
當局應弱化糧食價格上升和短期波動時宏觀調控的影響。政策重點應放在加強鼓勵糧食生產的力度上,增加有效供應。調控通脹不應理解為打壓糧價。
持糧觀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對記者表示,2011年糧價預期進一步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種糧成本明顯提高。
江蘇、安徽一帶與2010年相比,當地小麥種子價格漲幅超過30%,復合肥等肥料價格漲幅均在20%以上,而機耕、機播、機收等服務費上漲15%。人工費上漲幅度更高,有的地區則高達25%。2011年,畝均成本比2010年上漲達到80元到90元,同比增幅為15%到18%。
為彌補不斷攀升的種糧成本,并期望獲得合理利潤,農戶對糧價的預期逐步提高。目前,正值小麥新糧上市期,農戶普遍對糧價預期較高,希望能夠彌補不斷攀升的種糧成本。部分產區農戶一改過去集中售糧的習慣,轉為持糧觀望、放緩售糧節奏,期待有更好的售糧價格。優質稻谷價格同比上漲幅度為6%,粳稻價格同比漲幅達到 4.8%。
玉米價格上升勢頭更為迅猛,甚至一反玉米價格普遍低于小麥價格的常規,與小麥價格形成倒掛。程國強表示,目前安徽、湖北等地的玉米銷售價格已經比去年同期上漲約30%。
目前,糧食購銷企業、加工企業普遍認為,一方面干旱、低溫導致小麥總產量持平略減;另一方面,玉米價格不斷走高,飼料企業將增加小麥的使用量,對玉米實施替代,從而小麥需求可能也將顯著增加。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前幾個月的旱情,對今年秋糧產量可能造成一定影響,因此購銷主體對后期糧價看漲預期,進一步提高。
未來數月,原糧供應的渠道正面臨著不確定性,可能促使糧食加工企業加大自主收購力度。
程國強表示,政策性糧食競拍銷售,已經成為糧食加工企業原糧重要來源渠道。但是在2010年,政策性糧食收購量大幅減少,而2011年啟動政策性收購的可能性又比較小,因此加工企業加大自主收購力度已成必然。
“糧食生產和供應鏈條上一系列成本的增加,必然將最終傳導至下游終端產品,增加社會總成本,為食品價格的上升帶來更多刺激因素。”程國強說。
但由于前期收購信貸資金等因素的約束,今年小麥收購市場略顯平靜,除了農民對價格預期較高、賣糧節奏相對放慢外,一些加工企業、貿易商或吸取去年搶糧而蒙受虧損的教訓,今年入市也比較謹慎,收購也有所放緩。程國強認為,這或許是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的體現:若中儲糧不進行托市收購,其他收購主體或難以確定市場標桿,市場預期反而左右不定。
調控能力減弱
2010年,國家加大糧食市場調控的頻度和力度,投放了大量政策性糧油,但通過政策性收儲納入國家可掌控的糧源較少,導致宏觀調控能力有所減弱。
糧食庫存處于低位的同時,2011年以來,糧食企業收儲能力也逐漸趨弱。由于受到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其收儲資金普遍比較緊張。
面對這種局面,一部分購銷企業準備積極入市,抬價收購。尤其在政策性糧食庫存較低的局部地區,部分投機商的炒作心理可能更強。
7月13日,國家發改委一位副主任率隊前往山東、河北等地調研夏糧收購進展情況。河北、山東部分農業官員建議,應適當采取區別對待的金融政策,對主要糧食購銷企業適度放寬政策性資金的投放。此外,還應適時啟動臨時收儲措施,補充中央儲備。
此外,一位接近決策的農業專家對本刊記者表示,要增強國家糧食調控能力,應停止定向銷售計劃。國家收儲的措施一方面可以適度增加調控糧源,另一方面還能夠對糧食價格起到托市作用,保證農民利益。但是如果一邊收儲、一邊卻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實行定向銷售,收儲的托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將被對沖。
定向銷售企業的政策性糧油一次性的銷售量較大,甚至遠超其加工能力。據記者了解,部分享受定向銷售的糧食加工企業日均加工能力僅約為1萬噸,但在今年上半年前后兩次的定向銷售中獲得的銷量超過200萬噸,足以供應大約三個季度的加工。
這一嚴重的定向“堆積”,導致這些企業不能及時、有效地將糧油轉化為食品,面向終端消費市場。在國家調控糧源本來就不足背景下,成為一種“浪費”。
同時,由于定向銷售企業多為大型糧油加工企業,主要集中在五得利、中糧集團、古船集團、天津利達、中儲糧大連面粉廠、益海嘉里、中紡集團、九三油脂、匯福等9家糧油巨頭。由于定向銷售價格普遍低于市場價格,因此其生產加工更具成本優勢,對其他中小糧油加工企業的生存帶來較大影響。 “因此,在現在的局面下,無論是為了保護農民利益、中小企業利益,還是積蓄國家調控糧源的實力,都應盡快停止定向銷售措施。”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
調控難題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1年6月份CPI同比增長6.4%,其中,糧食價格同比上升12.4%,對價格總水平上升的貢獻率為0.34個百分點。同時,由于肉蛋奶皆由糧食轉換,因此糧食價格上升帶來的間接影響更大。 6月份,肉禽及奶類食品對總價格水平的影響分別為1.94和0.16個百分點。
發改委價格監測處人士對記者表示,由于糧食價格占中國CPI的比重較高,所以它的走勢對通脹影響很大。因此下半年促進CPI上升的因素中,糧食價格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
由于食品價格在各類商品中占CPI權重最高,因此歷次的物價上漲總是以食品價格的提高為最顯著的特征。
這給宏觀調控部門帶來一個信號,認為CPI的主要推動因素來自于食品價格,而糧價又是百價之基,因此調控通貨膨脹應該加強對糧食價格、農產品價格的調控。
2011年上半年曾有消息顯示,面對糧價和部分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局勢與預期,發改委約談中糧、中儲糧、華糧以及中紡集團四大糧企,暫緩入場收糧,以避免促進糧價的進一步快速上升。同時,還有可能采取降低糧食進口關稅的方式,對沖糧價過快上漲。
對此,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記者表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包括勞動力、農機等農業生產各項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國農業所面臨的成本上升也是長期態勢。農產品成本的上升,會引起供給減少,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即使供給沒有明顯減少,成本的上升也會剛性地推動價格提高。這導致糧食價格上升成為工業化與城市化階段的普遍規律。
但專家同時表示,不能說農產品價格、糧食價格和通脹之間就有必然的聯系,或者前后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在穩定貨幣環境下,食品價格的提高會使消費者削減其他開支,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并沒有明顯增加,也就不會因為需求端的拉動而形成通貨膨脹。
“因此,除非出現囤積居奇、蓄意炒作,糧價異常波動的情況,政府應該順應糧食價格合理上漲的基本趨勢,無需出手干預。”程國強表示,“對于調控通脹就應該打壓糧價上漲的認識,很可能對農業生產帶來傷害,影響農民種糧的比較利益。”
2011年糧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來源于種糧成本的大幅提高。但據國研中心調研發現,目前,糧價上漲的幅度,仍遠遠無法彌補種糧成本提高。2011年年中,小麥價格同比漲幅僅有5%到7%,與15%到18%的成本上漲幅度相差大約10個百分點。
糧價提高跑不過種糧成本增加,種糧比較效益持續下降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國研中心的調研報告指出,許多農民感到種糧得不償失,出現弱化田間管理、減少投入傾向,這是今年一些地區小麥單產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大旱時期,有的個別農戶認為即使抗旱也不能賺錢,而且有可能賠錢,因此不愿灌水抗旱。糧食供給有所減少,將使得糧食供需情況更加緊張,從而使得糧價上漲與供需緊張之間形成惡性循環。
山東發改委官員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前往調研夏糧收購時建議,中央應更好地統籌調控物價與糧價關系,在控制物價過快上漲與引導糧價合理上升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適度提高最低收儲價格,進一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一位副司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部分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已有提高,國家已把早秈稻最低收購價在去年基礎上每百斤提高了9元,早稻良種補貼標準也由原來的每畝10元提高到15元。
但從長遠來看,在控物價與提糧價之間尋找平衡點,只是權宜之計。
應該充分認識到,糧價上漲、食品價格上漲是大勢所趨,是中國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必然現象,與通貨膨脹沒有直接關系。更不應該讓CPI中糧食價格提高的貢獻率來影響宏觀經濟政策。
同時,由于糧食價格受到氣候、季節性因素影響較大,因此在成本上升帶來的長期價格上升趨勢之外,還會出現不可抗力帶來的短期波動,從而造成糧食價格、食品價格在短期內的漲落。但這些都與貨幣政策無關,是不需要貨幣政策干預就可以自行消失的階段性問題。
此外,應該注意到,目前中國農村居民支出與城鎮居民支出的食品比例,已比上世紀80年代下降大約10個百分點與15個百分點。但CPI中食品價格所占權重卻調整較少,應根據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逐步降低,相應調低食品價格權重。
“公布核心CPI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通行做法,宏觀調控政策的參與目標,也主要盯住核心CPI。”程國強建議,官方也應盡快開始測算核心CPI并公布,從而使糧食價格、食品價格不再與總體通貨膨脹及其調控政策混為一談。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不久前曾對未來中國通脹形勢做出“四九”預估,即4%的通脹水平對應9%的經濟增速。但現在看,很可能“十二五”進入“五九”模式,即5%左右的通脹水平對應9%左右的經濟增速。其背后是成本推動型下的中國通脹預期。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在年中時前往江蘇淮安、安徽滁州和湖北荊州等糧食主產地進行調研。
調研結果顯示,2011年夏糧總產量持平略減,但是受到成本上升、供需不平衡、國家調控能力減弱等多重因素影響,今年下半年,糧食價格后市看漲,很可能將為未來數月中國CPI的上行提供支撐。
記者調查發現,由糧食價格推動物價上漲,可能成為長期趨勢。糧食價格進入了上漲周期,主要推動因素來源于種糧成本的快速提高。
業內人士指出,宏觀調控政策應順應糧價上升的必然趨勢,保護農業比較利益,促進農民的種糧收益。
同時通貨膨脹根源來自于流動性泛濫,糧價上漲與整體性通貨膨脹沒有直接聯系。
當局應弱化糧食價格上升和短期波動時宏觀調控的影響。政策重點應放在加強鼓勵糧食生產的力度上,增加有效供應。調控通脹不應理解為打壓糧價。
持糧觀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對記者表示,2011年糧價預期進一步上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種糧成本明顯提高。
江蘇、安徽一帶與2010年相比,當地小麥種子價格漲幅超過30%,復合肥等肥料價格漲幅均在20%以上,而機耕、機播、機收等服務費上漲15%。人工費上漲幅度更高,有的地區則高達25%。2011年,畝均成本比2010年上漲達到80元到90元,同比增幅為15%到18%。
為彌補不斷攀升的種糧成本,并期望獲得合理利潤,農戶對糧價的預期逐步提高。目前,正值小麥新糧上市期,農戶普遍對糧價預期較高,希望能夠彌補不斷攀升的種糧成本。部分產區農戶一改過去集中售糧的習慣,轉為持糧觀望、放緩售糧節奏,期待有更好的售糧價格。優質稻谷價格同比上漲幅度為6%,粳稻價格同比漲幅達到 4.8%。
玉米價格上升勢頭更為迅猛,甚至一反玉米價格普遍低于小麥價格的常規,與小麥價格形成倒掛。程國強表示,目前安徽、湖北等地的玉米銷售價格已經比去年同期上漲約30%。
目前,糧食購銷企業、加工企業普遍認為,一方面干旱、低溫導致小麥總產量持平略減;另一方面,玉米價格不斷走高,飼料企業將增加小麥的使用量,對玉米實施替代,從而小麥需求可能也將顯著增加。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前幾個月的旱情,對今年秋糧產量可能造成一定影響,因此購銷主體對后期糧價看漲預期,進一步提高。
未來數月,原糧供應的渠道正面臨著不確定性,可能促使糧食加工企業加大自主收購力度。
程國強表示,政策性糧食競拍銷售,已經成為糧食加工企業原糧重要來源渠道。但是在2010年,政策性糧食收購量大幅減少,而2011年啟動政策性收購的可能性又比較小,因此加工企業加大自主收購力度已成必然。
“糧食生產和供應鏈條上一系列成本的增加,必然將最終傳導至下游終端產品,增加社會總成本,為食品價格的上升帶來更多刺激因素。”程國強說。
但由于前期收購信貸資金等因素的約束,今年小麥收購市場略顯平靜,除了農民對價格預期較高、賣糧節奏相對放慢外,一些加工企業、貿易商或吸取去年搶糧而蒙受虧損的教訓,今年入市也比較謹慎,收購也有所放緩。程國強認為,這或許是最低收購價政策效應的體現:若中儲糧不進行托市收購,其他收購主體或難以確定市場標桿,市場預期反而左右不定。
調控能力減弱
2010年,國家加大糧食市場調控的頻度和力度,投放了大量政策性糧油,但通過政策性收儲納入國家可掌控的糧源較少,導致宏觀調控能力有所減弱。
糧食庫存處于低位的同時,2011年以來,糧食企業收儲能力也逐漸趨弱。由于受到緊縮貨幣政策的影響,其收儲資金普遍比較緊張。
面對這種局面,一部分購銷企業準備積極入市,抬價收購。尤其在政策性糧食庫存較低的局部地區,部分投機商的炒作心理可能更強。
7月13日,國家發改委一位副主任率隊前往山東、河北等地調研夏糧收購進展情況。河北、山東部分農業官員建議,應適當采取區別對待的金融政策,對主要糧食購銷企業適度放寬政策性資金的投放。此外,還應適時啟動臨時收儲措施,補充中央儲備。
此外,一位接近決策的農業專家對本刊記者表示,要增強國家糧食調控能力,應停止定向銷售計劃。國家收儲的措施一方面可以適度增加調控糧源,另一方面還能夠對糧食價格起到托市作用,保證農民利益。但是如果一邊收儲、一邊卻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實行定向銷售,收儲的托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將被對沖。
定向銷售企業的政策性糧油一次性的銷售量較大,甚至遠超其加工能力。據記者了解,部分享受定向銷售的糧食加工企業日均加工能力僅約為1萬噸,但在今年上半年前后兩次的定向銷售中獲得的銷量超過200萬噸,足以供應大約三個季度的加工。
這一嚴重的定向“堆積”,導致這些企業不能及時、有效地將糧油轉化為食品,面向終端消費市場。在國家調控糧源本來就不足背景下,成為一種“浪費”。
同時,由于定向銷售企業多為大型糧油加工企業,主要集中在五得利、中糧集團、古船集團、天津利達、中儲糧大連面粉廠、益海嘉里、中紡集團、九三油脂、匯福等9家糧油巨頭。由于定向銷售價格普遍低于市場價格,因此其生產加工更具成本優勢,對其他中小糧油加工企業的生存帶來較大影響。 “因此,在現在的局面下,無論是為了保護農民利益、中小企業利益,還是積蓄國家調控糧源的實力,都應盡快停止定向銷售措施。”上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
調控難題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2011年6月份CPI同比增長6.4%,其中,糧食價格同比上升12.4%,對價格總水平上升的貢獻率為0.34個百分點。同時,由于肉蛋奶皆由糧食轉換,因此糧食價格上升帶來的間接影響更大。 6月份,肉禽及奶類食品對總價格水平的影響分別為1.94和0.16個百分點。
發改委價格監測處人士對記者表示,由于糧食價格占中國CPI的比重較高,所以它的走勢對通脹影響很大。因此下半年促進CPI上升的因素中,糧食價格可能是一個重要因素。
由于食品價格在各類商品中占CPI權重最高,因此歷次的物價上漲總是以食品價格的提高為最顯著的特征。
這給宏觀調控部門帶來一個信號,認為CPI的主要推動因素來自于食品價格,而糧價又是百價之基,因此調控通貨膨脹應該加強對糧食價格、農產品價格的調控。
2011年上半年曾有消息顯示,面對糧價和部分食品價格快速上漲的局勢與預期,發改委約談中糧、中儲糧、華糧以及中紡集團四大糧企,暫緩入場收糧,以避免促進糧價的進一步快速上升。同時,還有可能采取降低糧食進口關稅的方式,對沖糧價過快上漲。
對此,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宏觀室主任黨國英對記者表示,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包括勞動力、農機等農業生產各項成本上升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國農業所面臨的成本上升也是長期態勢。農產品成本的上升,會引起供給減少,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即使供給沒有明顯減少,成本的上升也會剛性地推動價格提高。這導致糧食價格上升成為工業化與城市化階段的普遍規律。
但專家同時表示,不能說農產品價格、糧食價格和通脹之間就有必然的聯系,或者前后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在穩定貨幣環境下,食品價格的提高會使消費者削減其他開支,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并沒有明顯增加,也就不會因為需求端的拉動而形成通貨膨脹。
“因此,除非出現囤積居奇、蓄意炒作,糧價異常波動的情況,政府應該順應糧食價格合理上漲的基本趨勢,無需出手干預。”程國強表示,“對于調控通脹就應該打壓糧價上漲的認識,很可能對農業生產帶來傷害,影響農民種糧的比較利益。”
2011年糧價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來源于種糧成本的大幅提高。但據國研中心調研發現,目前,糧價上漲的幅度,仍遠遠無法彌補種糧成本提高。2011年年中,小麥價格同比漲幅僅有5%到7%,與15%到18%的成本上漲幅度相差大約10個百分點。
糧價提高跑不過種糧成本增加,種糧比較效益持續下降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國研中心的調研報告指出,許多農民感到種糧得不償失,出現弱化田間管理、減少投入傾向,這是今年一些地區小麥單產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大旱時期,有的個別農戶認為即使抗旱也不能賺錢,而且有可能賠錢,因此不愿灌水抗旱。糧食供給有所減少,將使得糧食供需情況更加緊張,從而使得糧價上漲與供需緊張之間形成惡性循環。
山東發改委官員在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前往調研夏糧收購時建議,中央應更好地統籌調控物價與糧價關系,在控制物價過快上漲與引導糧價合理上升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適度提高最低收儲價格,進一步保護農民種糧積極性。
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一位副司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部分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已有提高,國家已把早秈稻最低收購價在去年基礎上每百斤提高了9元,早稻良種補貼標準也由原來的每畝10元提高到15元。
但從長遠來看,在控物價與提糧價之間尋找平衡點,只是權宜之計。
應該充分認識到,糧價上漲、食品價格上漲是大勢所趨,是中國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必然現象,與通貨膨脹沒有直接關系。更不應該讓CPI中糧食價格提高的貢獻率來影響宏觀經濟政策。
同時,由于糧食價格受到氣候、季節性因素影響較大,因此在成本上升帶來的長期價格上升趨勢之外,還會出現不可抗力帶來的短期波動,從而造成糧食價格、食品價格在短期內的漲落。但這些都與貨幣政策無關,是不需要貨幣政策干預就可以自行消失的階段性問題。
此外,應該注意到,目前中國農村居民支出與城鎮居民支出的食品比例,已比上世紀80年代下降大約10個百分點與15個百分點。但CPI中食品價格所占權重卻調整較少,應根據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逐步降低,相應調低食品價格權重。
“公布核心CPI已經成為各國政府的通行做法,宏觀調控政策的參與目標,也主要盯住核心CPI。”程國強建議,官方也應盡快開始測算核心CPI并公布,從而使糧食價格、食品價格不再與總體通貨膨脹及其調控政策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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